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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非洲那幾年

    2018-9-30 17:01

    摘要:   9月3日-4日,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提出了中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中國和非洲的友誼由來已久,在常州,有這么一群年輕人,跨越萬里之遙,探入到非洲這片大陸的深處。在他們看來,這塊土地依舊神秘,但又如此親切;雖然貧瘠,卻也十分豐富。  也門撤僑,國旗是最好的通 ...
      9月3日-4日,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提出了中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中國和非洲的友誼由來已久,在常州,有這么一群年輕人,跨越萬里之遙,探入到非洲這片大陸的深處。在他們看來,這塊土地依舊神秘,但又如此親切;雖然貧瘠,卻也十分豐富。

      也門撤僑,國旗是最好的通行證

      得知自己即將被派往塞拉利昂從事外交工作的第一時間,潘一超上網查了下這個國家的信息——西非小國、人均壽命48歲、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在一系列與貧窮落后有關的形容詞里,潘一超抓住了他最關心的——2002年1月,塞拉利昂內戰結束。“不打仗就是好地方。”他在心里默念。


      會有這種想法自然有原因。3個月前,潘一超剛剛從炮火連天的也門回到國內。

      時間回到2010年10月,市國際投資促進中心的潘一超經商務部選調,到中國駐也門大使館從事秘書工作。那年他31歲。

      沒想到,踏上也門土地的第三個月,這個擁有2000萬人口卻擁有6000萬支槍的國家就爆發了內戰。2011年4月,內戰打得越來越兇,大使館外的中央大街上盡是無人認領的尸體,趁著商業航班還在運營,使館開始了撤僑工作。第一次從事外交工作的潘一超雖然內心忐忑,卻主動請纓留守,承擔起了撤離路線安排、沿途關卡通行、機場出境等工作。

      因為當地人每天只工作兩三個小時,為了搶時間,潘一超帶著司機,在斷斷續續的槍炮中穿行,奔走在也門的政府部門間。防彈衣、防彈頭盔是必不可少的裝備,最重要的是車子上掛上中國國旗并寫上“China”,“不管是政府軍還是反對派,看到中國國旗都會禮讓。”盡管有了國旗的保障,有一次,彈片還是“咻”一聲穿碎車頂,距離他的頭部不到20厘米。車外發生了炸彈襲擊,當場死傷100多人。

      危險無處不在,最讓潘一超記憶深刻的是,他負責的一個中資企業駐地被政府軍和反對派包圍了,武裝沖突一觸即發,企業工作人員打電話到大使館求救。潘一超和司機趕到駐地,反復交涉,政府軍卻不讓他們進去。“我也早有準備。”潘一超拿出了中也兩國“也門政府需提供協助,保證中國公民安全撤離”的照會文書,軟硬皆施,終于獲得了準許。十余個中方人員全部撤離了沖突區域,“千鈞一發,撤離的當天那里就開火了。”

      2011年6月底,潘一超離開也門,7月,最后一批中資機構人員撤離也門,“幾千人,全部安全撤離,沒有一個中國人因為也門內戰遇難。”潘一超說。

      剛到也門時還算平靜日子里,潘一超曾用好奇的眼光打量這里的人們:包裹得只露兩只眼睛、不能外出工作的女人;每天嚼食低毒興奮劑卡特樹葉而醉生夢死、無心工作的男人。有時,他還會想象與也門一個海峽之隔的非洲會是另外怎么樣一番景象,卻不曾想到,不久后他就踏上了那片土地。

      自由城里,中國人都是brother

      2011年10月,經過整整23個小時的飛行,當雙腳站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土地上,這個城市的“原始”程度超出了潘一超的想象。

      作為西非小國,塞拉利昂的面積只有7萬平方公里,還不如重慶市大,人類發展指數連續4年排名居世界末位。于大部分國人而言,塞拉利昂是一個陌生的國度,但近年來,中國塞拉利昂的投資項目和援助項目日益增多。潘一超的工作內容涵蓋經濟外交、對外投資、對外援助等,除此之外,領事保護也是重要的一塊。

      盡管潘一超到達時,內戰結束已有9年,但在弗里敦街頭,大街上依然可以見到被戰火摧殘后的焦黑墻體和布滿彈孔的窗子。這里沒有一幢高樓,沒有商場,也沒有電影院,城區的主干道是一條硬梆梆的水泥路,乘車時“最好不要吃飽飯,否則會顛吐”。

      在內戰前,塞拉利昂曾有一個響當當的稱號——“西非小巴黎”。從曾經的度假勝地倒退成如今的基礎設施欠缺國,低收入和高消費是這里的一大特點,“人均GDP400多美元,當地人每個月能賺100美元就算高收入,可去一趟便利店可能要花200美元,餅干、礦泉水、飲料的價格都是常州的三倍以上。”潘一超說。好在這些并不影響當地的自然風光和人們的熱情,白沙灘、紅樹林,和如天堂般的小島,并沒有因戰爭而褪色。

      整個國家只有8%的家庭有市政供電,中國駐塞拉利昂大使館所在地也包含在沒有電的92%中,使館為了不影響正常的工作生活,用發電機發電。自來水管道因為年久失修,自來水是不存在的,從當地水廠買來的水中含有大量細菌,即使是漱口水也必須燒開了再使用。無處不在的蚊子則是瘧疾的傳播者,潘一超和同事們都被這個忽冷忽熱的疾病折磨過,而回國2年多還未消除的蚊子包則成了塞拉利昂留給他的另一個“紀念品”。

      因為離赤道只有8個緯度,即使緊挨著大西洋,也沒能使塞拉利昂涼快多少,明明顯示的是30攝氏度,卻出汗如同蒸桑拿。氣候成了他在塞拉利昂4年多時間里的噩夢——半年旱季滴雨不下,半年雨季24小時下雨,“雨勢非常非常大,至今我在常州沒見過那么大的雨,從辦公室走到車子1分鐘不到,打著傘也全部淋濕。”瓢潑大雨還伴隨著雷電交加,給所有人的工作生活帶來了不少困擾。

      “好在國家是安全的,人民也很平和。”塞拉利昂人對中國人很友善,他們常常用“brother(兄弟)”來形容中國人,在他們的英語中甚至會出現很chinglish(中式英語)的表達方式,比如當地人常說的問候語:“How is your body(你身體好嗎)?”“Sleep fine(睡得好嗎)?”從1971年兩國建交以來,中國援建的稻谷種植技術推廣站、公路橋、體育場、蔗糖生產聯合企業辦公樓、水電站、博城體育場、中塞友誼路等民生項目,確實為當地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福利。

      貧窮,無疑是非洲城市發展最大的掣肘。潘一超說,在中國人眼里,貧窮不是問題,通過勤勞可以解決,但在這里,勤勞這個概念似乎不存在。

      弗里敦的英文名叫Free Town(自由城),也許是受“自由”的蠱惑,城中居民生活散漫,大街小巷最多的景象,是人們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或曬曬太陽,或扯點閑篇,或互編密密麻麻的小辮子。被中國企業雇傭的當地人,遲到、曠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很多人領完工資的第二天就消失了,等錢用完時才再次出現。他們夸中國人工作努力,潘一超就問他們愿不愿意跟中國人學?回答自然是“愿意”,繼續追問“愿意的話今天為什么遲到了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嘿嘿”一笑。“他們的文化就是享受生活,唱唱歌跳跳舞,賺錢是次要的。”潘一超說。

      埃博拉來襲,現實比電影更殘酷

      平靜的生活在2年半后被打破了。


      2014年2月,潘一超在報紙上看到了鄰國幾內亞出現埃博拉病例的報道,死亡率高達90%、最普遍的傳播途徑是接觸傳播……他關注到了幾個關鍵詞,卻沒想到這場持續了一年半的疫情會成為埃博拉在全世界范圍內最大規模的一次爆發。

      幾內亞與塞拉利昂的邊境并沒有有效管理,當地人喜歡擠在一起睡覺,見面擁抱貼面的習慣,都為病毒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很快,疫情就在塞拉利昂爆發了。

      中國駐塞拉利昂使館第一時間反應,不僅要幫助在塞的中國人防護病毒,更要在第一時間幫助當地人進行防護。從最開始的提供防控物資,到派遣醫療隊前往疫區抗疫援助,中國是國際社會第一個挺身而出的。

      潘一超作為負責人,參與了疫情從起源、傳播、控制到結束的整個過程。3年后,他在電影院里看到《戰狼2》時,感覺當時的經歷依舊歷歷在目。“當地醫療條件非常差,我們最緊急的任務,是要在十天內把一個已經接收過埃博拉病人的綜合性醫院,改造成專業的埃博拉診療中心。”潘一超回憶,他聯系了中國在當地的建筑企業,十多名班長、領隊一起出手,很快就完成了這個專業性要求很高的任務,國內援塞抗疫醫療隊到來一看,就豎起了大拇指。

      《戰狼2》中的冷鋒因為傷口碰到感染了病毒的尸體潰爛處而患病,但最終用了含有抗體的血而痊愈,“現實可比電影殘酷。感染了埃博拉,當時沒有任何特效藥可以治愈,唯一的方法是依靠輸液來增加營養和水分,靠自己的抵抗力挺過去,其實就是聽天由命。”潘一超說。

      施工的最后一天,潘一超的手臂不小心擦在了醫院的墻壁上,鮮血直流,他當時心里一緊,第一反應是“完了”。隨后,頭暈嘔吐、關節疼痛、發高燒等感染埃博拉病毒后的癥狀在他身上一一出現。潘一超內心非常煎熬,甚至想到了“寫封遺書吧”!所幸,兩三天鹽水掛下去,他的體溫降了下來,最終醫生確診,他是因為勞累過度,抵抗力下降,患上了瘧疾。

      虛驚一場,卻讓潘一超對生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那段時間,使館工作人員每天都駐扎在醫院里,配合先后5批中國援塞抗疫醫療隊開展工作,深入村莊、社區到處宣講,教當地人減少病毒傳播的知識,提高思想認識。“后來,我們在商務場合接觸的塞拉利昂人確實都變了,大家見面就點頭微笑,改變了握手、擁抱、貼臉等習慣。”

      到2014年年底疫情最嚴重之前,5000多名在塞拉利昂的中國人基本都回國了,但直到宣布疫情結束,潘一超和同事們都沒有撤離,他們一直協助的中國醫療隊也是全球派出醫療隊之中唯一“零感染”的醫療隊。

      2016年6月,在徹底送別埃博拉病毒半年多后,潘一超離開了自己待了四年多的塞拉利昂。踏上這片土地之前,他還沒有為人父;離開這片土地之時,他的孩子已經要上幼兒園了。孩子對只見過三次面的父親十分生疏,甚至不愿意跟父親坐在一起,所幸非洲帶回常州的新奇小禮物還能作為拉近與孩子關系的媒介。

      回國后常有塞拉利昂的工作伙伴打電話與潘一超聯系,他也會懷念起自己工作了四年多的駐塞大使館。

      (記者 王慧艷)

      他們的故事


      王一鳴(25歲)

      2016年6月22日,大學剛畢業我就去了坦桑尼亞,畢業聚會也沒來得及參加。這是我第一次出國,飛機從上海至迪拜轉機再到達累斯薩拉姆,時長20個小時。我所在的達累斯薩拉姆,是坦桑尼亞的第一大城市,氣候舒適,人口集中,交通擁堵很厲害。

      我在這里擔任坦桑尼亞友誼紡織廠辦公室主任,主要工作就是日常翻譯以及做好國內與坦桑的信息傳達溝通工作。最大的挑戰是溝通,一方面是當地人有濃重的口音,最開始基本聽不懂他們的英語,很苦惱,后面交流多了就聽習慣了。其次就是文化差異,坦桑人熱情、單純,他們的人生態度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沒有儲蓄的習慣,做事也和我們中國人所講的“效率”大相徑庭,所以你在著急而他們“pole pole”(慢慢來)的口頭禪總是能讓你抓狂。比如工廠電路出現問題停電了,大家都著急用電的時候,當地人會慢悠悠地帶著五六個人干上一整天甚至是一個禮拜,而著名的坦贊鐵路也曾晚點一周時間。更多的時候我們還是互相妥協,他們加快點我們耐心點。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這兒景色,碧藍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晚上抬頭漫天的星星似乎要掉落到懷抱中來,月半時更能夠欣賞海上生明月的美景。

      兩年多來,親身經歷讓我了解了真正的非洲,也讓我在這個年紀學會了耐住性子、忍住寂寞。這段經歷必定會是我人生最難忘的經歷之一,有時看看周圍,想想離開的時候應該也會有點不舍吧!

      徐康(32歲)

      2013年7月23日,我踏上了去坦桑尼亞的路途。此前,我對非洲印象是貧窮落后,以及一望無際的沙漠。但我到的城市竟然是靠海的,這首先改變了我非洲只有沙漠的觀點。

      在這里,每天的作息很有規律,8點上班,下午5點下班,兩點一線,業余時間就是在大院上網(網速很慢、時有時無),生活比較枯燥。但就是這枯燥的生活讓我與太太在坦桑認識,并在中國駐坦使館領了結婚證,這是對我們來說是值得一生回憶的事情。

      我一年能回國休假一次,含路程有44天,但逢年過節的時候還是想家。我在非洲過了3個春節,因為有5個小時時差,國內春晚開始,坦桑是下午三點,于是,大年夜吃過午飯,下午大家便聚在一起看春晚,年夜飯常常是四點半就開始了,每個人做道拿手菜,倒也熱鬧。

      坦桑的非洲人比較溫和,很熱情,雖然貧富差距大,但普遍對生活滿意度高。說實話,非洲真的比較落后,而想要有所改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認為他們最欠缺的還是教育,老百姓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極少數的人能夠讀到大學,甚至讀到高中的也很少,缺少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導致他們更多只能淪為廉價勞動力,這使國家的發展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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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王珊蓉  編輯:繆雯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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